刘爱章 |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意涵、指向及其能力建构——以《社联盟报》为重点的考察
刘爱章
刘爱章，男，河北魏县人，法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 liuaizhang@tjnu.edu.cn。
目前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团体包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以下分别简称“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左联研究最为充分。紧随左联之后成立的“姊妹团体”社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社联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除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一次热潮(注：1985年5月20日，上海市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大会。次日，举行了纪念社联成立55周年座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史先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构成社联研究基础资料。史先民、任守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徐素华、于良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概况》（《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徐素华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武克全《30年代中国社联的活动及其历史功绩》（《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外，其后对社联的讨论，仅散见于一些论文和著作(注：周鎏刚《社联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一个学术史的视角》，《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5期，第37-44页。)。上海市档案馆选编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之《社联盟报》“是现今发现的左翼团体机关刊物保存最全、时间最长的一种，它的出现，对我们研究‘社联’后期的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注：孔海珠《左翼·上海（1934-193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虽然档案出版社1990年5月就出版了《社联盟报》，但是鲜见学界对它的深入挖掘和利用。本文以1933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并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改称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仍为“社联”）为界，将1930年5月20日成立、1936年春解散的社联的历史划分为社联前期和社联后期两个阶段，以《社联盟报》为重点，探析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多重意蕴。
一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来龙去脉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大众化”是一个流行语，这与左翼文化团体对大众化的重视和宣扬直接相关，其中左联对大众化的讨论最为热烈，由此，“文艺大众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社联则直接提出了“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口号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一）“大众化”：从革命文学到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讨论肇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初期。1926年4月13日，郭沫若在广州写成《革命与文学》一文，其中写道：“文学是革命的函数。文学的内容是跟着革命的意义转变的，革命的意义变了，文学便因之而变了”，身处革命时代，青年“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13日），《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3期，第7、11页。)该文发表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其先锋李初梨认为：郭沫若该文“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1月17日），《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第3页。)。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宣扬遭到梁实秋的反对。同年6月，梁实秋在《新月》第1卷第4号上刊文指出：“大多数的文学”是矛盾的、没有意义的名词，“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无论是文学，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发生若何关系”(注：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号，第6、8页。)。同年9月20日，已经脱离创造社的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创刊，郁达夫在该刊发表《大众文艺释名》一文提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但是“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注：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1928年8月），《大众文艺》1928年第1期，第1-2页。)。对此，后期创造社成员彭康撰文批评说，郁达夫所谓“大众”是以“小我”为出发点的，并且用“小我”偷换了“普罗列塔利亚”的概念(注：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第118页。)。
1929年3月，其后成为社联盟员的杜国庠（署名林伯修）在《海风周报》1929年第12号上发表了《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他写道：“普罗文学，它是普罗底一种武器。它要完成它作为武器的使命，必得要使大众理解；‘使大众爱护；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这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同时，也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因为普罗文学，如若不能达到使大众理解底程度——大众化，它便不能得到大众的爱护，便不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学而从它的意德沃罗基底支配之下夺取大众呢？”(注：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1929年第12号，第5页。)从掌握的资料看，该文是最早提出“大众化”概念的文章。而《大众文艺》则成为讨论文艺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刊1929年11月出版第2卷第1期（主编自此改为陶晶孙）(注：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在左联成立前，该刊组织过“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笔谈(注：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鲁迅曾在1930年3月出版的《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上发表《文艺的大众化》(注：鲁迅《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3月），《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第639-640页。)一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后，它还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又称大众文艺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创造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开展对反动大众文艺的批判，组织领导工人夜校和群众读书会、读书班，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等，郑伯奇、吴奚如、何家槐曾先后担任该委员会主任，艾芜等参加过有关工作(注：姚辛《左联史》，第8页。)。左联成立后，《大众文艺》编辑部举办过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两次“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笔谈，形成了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第一次热潮。1932年夏、1934年夏秋，又分别形成了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第二、第三次热潮，当然每次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注：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1980年11月2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55页。)。
先期成立的左联关于文学（文艺）大众化讨论的风潮，不能不对随后于1930年5月20日成立的社联有所影响：社联、左联均与后期创造社存在承继关系，而后期创造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对大众化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左联成立时加入的社会科学家较多，经中共中央同意，社会科学家从左联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社联(注：姚辛编著《左联词典》，第79页。)，社联盟员杜国庠等对大众化问题就有着深刻的见解。
社联成立后不久公布的社联纲领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其第二项、第四项分别是：“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注：新思想社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底成立及其纲领》，《新思想月刊》1930年第7号，第6页。)。这两项任务实际上已经赋予了“马列主义的大众化”以具体内涵。
（二）从瞿秋白“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到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
1931年秋，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瞿秋白，在为中央文委起草的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首次提出了“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在这篇关于大众化理论的重要文献中，瞿秋白阐述了四个重要观点。
其一，中央文委的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这实际上就是要发动和领导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必须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因此，“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
其二，苏维埃的文化革命对革命文化团体包括社联提出的总体要求是“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在白色区域“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为此，在白区需要“利用和争取一切公开的可能，发动‘平民教育运动’和识字运动”，“在大众之中，反对一切宗教迷信以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理论，而进行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
其三，“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和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为此，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到广大的群众之怀”。这就需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艰苦的工作”，“在群众之中建立巩固的组织上的基础”和“从工人群众之中锻炼出文化运动的干部”。
其四，要反对“‘左派’机会主义和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态度”，反对“对于大众化路线的怠工”，反对“学究主义和小团体主义”(注：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1931年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31页。)。
经过瞿秋白“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相关论述，“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这一更为简化的提法已是呼之欲出。实际上，省去“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中的“科学”二字，不仅仅是简化而已，“马列主义的大众化”默认了一个前提：“马列主义”是“科学”。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4期，较早明确使用了“社会科学之大众化”(注：《上海总会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检查与今后三个月的计划》（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的提法；1934年5月出版的《社联盟报》第15、16期合刊，最早使用了“马列主义的大众化”提法，且出现在标题中：《编辑部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注：杜生《编辑部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193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此后，“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多次出现在《社联盟报》中(注：例如《七、八、九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在篇末提出了三个口号，第二个即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参见：《七、八、九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1934年6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并有具体的任务安排。
（三）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多重内涵
社联所指的“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如果把“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理解为有意识地在社会大众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自社联成立时起，“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就已走向自觉，社联本身就是中共推进“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产物。但是，1931年瞿秋白就已提出“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社联前期的刊物并未把它作为口号明确提出，直到1934年，社联后期的内部刊物才提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并经常使用，“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应有其他所指。《社联盟报》虽未对“马列主义的大众化”作出理论上的阐释，但是从社联后期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中，还是能够概括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异于以上所述的新内涵。
其一，就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而言，在中共上海组织不断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党员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下，社联盟员已取代中共党员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力量来源。虽然不少社联盟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但是直接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联系在一起的外显身份是社联盟员；此外，还有一批最初未加入中共但已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联盟员。
其二，“马列主义的大众化”中的“大众”指的是谁？与党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注：《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的认识相适应，“大众”乃是“工农大众”。当时社联还认为：小资产阶级是要分化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特指错误的倾向，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是否属于“大众”，当时社联在理论上并未给出答案，但在实践中，为了使他们“接受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注：王木林《军事训练的意义及怎样反对它》（1935年5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社联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象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的“马列主义的大众化”中的“化”该如何实施？对此，社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立足于被教育者的地位，“对象化”自己的生活，即“生活要与对象同化”，即“去接近工人，生活要工人化；去接近学生，生活要学生化；接近小市民、黄色（包）车夫，生活要小市民、黄包车夫化，才不妨碍着我们工作的进展”(注：K《怎样做突击工作》（1935年12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272页。)；二是立足于教育者的地位，即“严格地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阐发正确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注：《工农教育委员会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灌输社会科学常识”(注：社联工教会《工教会×××业××会教育大纲》（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这里灌输的对象是工人。)，“灌输他们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识”(注：（社联）工农教育委员会《关于农民教育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这里的“他们”指农民。)，“提高工农大众的理论水准”，“激发工农大众的斗争情绪”，“加强工农大众的革命认识”(注：《工农教育委员会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在这里，社联盟员对工农大众既要立足于被教育者的地位，同时也要立足于教育者的地位，这个内在矛盾如果说在白区工作时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当社联盟员奉调到达延安在红色区域中真正面对工农大众时，阶级出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就需要重塑主体性来直面这个内在矛盾了。
二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实践指向：与国民党展开对青年的争夺
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包括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对左翼文化书籍刊物进行限制直至查禁，派遣流氓特务疯狂袭击左翼文化团体，拘捕、刑讯并秘密杀害左翼分子，以及培植御用文人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69页。)，构成了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谱系。
1930年6月15日，时任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的朱镜我写道：“从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相继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联合分散的力量，集中在统一的战略之下，开始计划的活动，而意识地使文化运动配合到整个的革命策略之下，号召广大的革命分子，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驳斥一切的反革命的思想，而确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上的领导权……全中国的革命分子，不敢落后的智识阶级，应该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为中国革命，为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而参加斗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或社会科学家联盟而尽其一分子的任务！”(注：朱镜我《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1930年9月10日），王慕民编《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331页。)
朱镜我认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并将要达到顶点的时候，没有中间的道路、中间的立场，因此，“谁不愿藏身在反动的营垒之中，谁就应该走进革命的阵线”(注：。朱镜我《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1930年9月10日），王慕民编《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在国共两党分野、政治“极化”的状况下，“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运动是1928-1929年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围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于一般”，以及明确声言，这一运动是“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文化运动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图，具有文化反“围剿”的性质和意义，其实质是对青年的争夺。
对社联而言，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于一般”到“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要不要“大众化”，而在于明确“大众化”的对象后，对“大众化”策略的灵活掌握和生动实践。在这方面，社联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为青年学生编写“新兴社会科学”通俗读物，进行读书指导
社联盟员柯柏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1930年3月22日，上海南强书局首次出版了柯柏年编写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书，印数为200册，后追加到2000册，4个月内就销售一空；同年8月29日，已是社联盟员的柯柏年修订该书并出版了增订本，又印了2000册。这本书（增订本）所讲的“新兴社会科学”，实际上是辅以浅显例证的“因果律”、“辩证法”。该书第一章《新兴社会科学之意义》提出：“自然科学之任务，是要在自然现象中发见自然的因果律；社会科学之任务，是要在社会现象中发见社会的因果律。”(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增订版，第8页。)对此，该书阐述道，纵然“社会是由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构成的”，但是“社会中的个人底自由，是很有限制的；他只能在自然的条件和社会的条件所容要之限度内自由选择”(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8-9页。)。这样，该书就借机宣传了中国实际问题中的因果律：“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引起独占”，“国际资本主义之侵略弱小民族【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必然引起弱小民族之国民革命运动”，“生产额超过需要额，必然使物价低落”，“中国关税改用金单位，必然使物价高涨”，“外国商品之侵入中国，必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破产”(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11页。)等。而这些观点，都是中共关于中国社会问题重要论断的组成部分。
柯柏年还提出形式逻辑是旧社会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形式逻辑把一切事物，视做是不变动的，是互相隔离而孤立的”(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11页。)。这实际上是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尽管存在这样的错误，但柯柏年宣扬唯物辩证法为研究社会现象的高级方法则值得充分肯定，况且，他区分了唯心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他指出：“只有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是正确的，只有那运用着唯物的辩证法之科学，才能把握着事物底本质。”(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23页。)
柯柏年还强调，处于当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科学也分化为两大敌对阵营，“一是布尔乔亚氾的社会科学，一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社会科学”(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23页。)，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称后者为“新兴社会科学”，指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社会现象(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24页。)。此书是写给“中学生——尤其是中途退学及无经济能力进学校但有能力阅读中文书的青年们——读的”(注：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第2页。)。这种以对象为中心、以对象的可接受程度为写作依据的撰述方法，适应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实际需要，即在动荡不安的时空场域，通过阅读去建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锚定人生航向。
该书第二章为《自修的方法》，第三章为《自修的书目》并有附录两件（《英文书的书目》和《介绍最近出版的中文书》）。其从青年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具体的读书指导，所列书目基本上都是介绍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经典著作或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名家著作编译，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学生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其热销状况可以推定，该书得到了青年们的认可。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9页。)社联盟员指导青年读书，实质上是与国民党展开的一场对青年的争夺赛。
社联前期，除了盟员个人层面的读书指导外，社联整体层面的读书指导，突出表现在社联创办《书报评论》(Books Monthly Review)。《书报评论》，1931年1月15日出版第1卷第1期，3月1日出版第1卷第2、3期合刊，4月15日出版第1卷第4期，5月25日出版第1卷第5期，8月25日出版最后一期即第1卷第6期。1932年4月1日出版的《研究》（社联刊物，只出一期）刊载署名为王彬的文章《社会科学的任务》，也属读书指导性质的论文。
社联后期，社联盟员柳湜、艾思奇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的工作，也属同样性质。《申报》流通图书馆拥有3万读者，其中青年学生数千人。其内设的读书指导部，在社联盟员主持下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中心之一。1934年，读书指导部主任柳湜以柳辰夫的笔名出版了《怎样自学社会科学》一书，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关于社会科学大众化，目下实在还差得甚远，作者今后甚愿在这方向更加努力，从事通俗编著”(注：柳湜《〈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自序》（1934年3月20日），《柳湜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8页。)，并提出了“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学理性原则，即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就艾思奇出版的《哲学讲话》，李公朴评价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注：李公朴《〈哲学讲话〉编者序》（1935年12月），《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页。)
柳湜、艾思奇面向青年的“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实践，从社会效果看，起到了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作用，从学理启示看，他们已把内容和形式（尤其是语言）的通俗化置于大众化的视野之中，从而拓宽了大众化的内涵。
（二）开展工农教育工作的实践
社联后期，建立了工农教育委员会。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4期最早提及“工农教育工作”。社联检讨说，该项工作“成绩不好”：工人读书班“完全塌了台”，同年1-3月，新开展工作的只有一所包括成人和儿童共计130余人的小学校和一处与教联共同领导的农民读书班。社联检讨、分析得出的原因有：参与该项工作的社联盟员只有七八人、工农教育委员会对该项工作没有全盘计划、社联盟员在开展该项工作时存在为教书而教书的倾向(注：《上海总会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检查与今后三个月的计划》（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为了改进工农教育工作，社联号召社联盟员“脱去小布尔乔亚的外衣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注：《为工农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告每个革命的盟员》（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1934年6月19日，社联组织部对其盟员结构的分析显示：在全部200位社联盟员中，学生盟员占50%、有100人，工人盟员只有6人，没有农民盟员。这还是社联常委会检讨工农教育工作1年后的盟员组成状况。社联沪西区指出，“或是因为生活习惯的隔阂，或是因为语言的障阻，或是因为经验的不够，或是因为方法的缺乏”(注：《沪西区四、五两月工作的检讨》（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学生盟员占主体而工、农盟员又极少的社联，工农教育工作极其落后。但同时，社联认为“工农教育的工作是社会科学大众化主要的任务”(注：（社联）工农教育委员会《工教的工作检查与今后计划》（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社联负有“把马列主义底社会科学的理论，深入到工农大众里去”(注：《工农教育委员会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的使命，社联为完成该项使命提出了诸多设想。
其一，社联工农教育委员会提出，向社联各级组织和全体盟员征稿编印工农读物。其书目有：“（一）国民党为什么不打日本（在印刷中）。（二）怎样才能得到新生活？（三）中国的工农。（四）苏联的工农。（五）阶级与政党。（六）资本是从那里来的？（七）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工会？（八）农村为什么破产的？（九）怎样才能复兴中国农村？（十）果真有‘神’吗？”并且工农教育委员会已经注意到编印工农读物中的语言文字问题，提出“文字须求通俗，竭力避免术语的应用，最好多举实例来验证理论”(注：《工农教育委员会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其二，社联着力批评了“替工农说话，让工农说话”的计划仅仅停留于决议的情况。指出，工农教育工作不只是工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而是社联全体盟员的工作，并提出要对工农分子“灌输”社会科学的基本常识(注：（社联）常委会《常委会关于工农教育的决议》（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页。)，以及强调实行“灌输”的前提是提高工农大众的革命文化水准(注：（社联）工农教育委员会《工教的工作检查与今后计划》（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对农民而言，首先还得向他们的封建意识进攻，这就要用自然科学的常识来破除他们的迷信和保守性(注：（社联）工农教育委员会《关于农民教育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
社联后期，对工农教育工作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设想符合“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要求，但是工作实绩很小。1935年初，社联盟员中工人盟员占比虽然一时达到了1/5，但同时社联却流失了一些学生盟员，署名为“璘”的社联盟员反思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大多从思想出发，同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残渣，更须要深刻的认识来洗刷，并且要说服一个同学是需要较高的理论的。”(注：璘《怎样开展学生运动》（1935年2-4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相比较而言，社联在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实践中实绩很大，同时它留下了大众化的学理启迪，而在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的“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实践中实绩虽小，但它也留下了开展工农教育工作的闪光思想。
三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能力构建：加强自身建设
社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其具备“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能力的基础。由于反映社联前期自身建设的资料匮乏，这里的研究集中于社联后期的自身建设，其史料基础是《社联盟报》（1933年5月1日-1935年12月30日）。由于社联成立时就制定了明确的纲领，这一纲领基本贯穿了社联始终，因此社联后期的自身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联自身建设的整体内容。其自身建设包括思想理论建设、宣传能力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四个方面。
（一）思想理论建设
社研并入社联，其积极影响是社联盟员人数大幅增加，声势得以壮大；消极影响则是大部分社联盟员理论水平不高。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联盟报》，刊载了《上海总会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检查与今后三个月的计划》。社联在工作检查中指出：“马克斯纪念特刊按其性质说，是社联应该负起主要责任的工作，但是社联对于这一工作事前没有全体的计划，只分配七八篇文章，而这些文章多半是经过三催四催甚至催到十几遍，迟了一多月才交来。”(注：《上海总会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检查与今后三个月的计划》（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这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但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当时多数社联盟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
1934年5月30日，社联一位盟员坦率地指出“盟员的理论水平低下”，提出“提高理论的水平，使各个人的认识渐渐趋向一致”的任务(注：（社联）一盟员《关于研究部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私见》（1934年5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同年6月出版的《社联盟报》刊载了社联沪东区自我检讨的文章，其中写道，个别盟员“要他看书等于要他的命”，“无系统的看书，不能在最短时期内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注：《检查沪东区的工作》（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社联沪西区也尖锐地指出，盟员“对于学理的研究，多皆忽视”(注：《沪西区四、五两月工作的检讨》（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同年12月25日，社联常委会《关于召集各种研究班的决议》发表，其中也自我批评道，“对于盟员没有加紧地执行教育工作，没有计划地提高理论水准”(注：（社联）常委会《关于召集各种研究班的决议》（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该决议写明，在“不少的忠实而勤勉的盟员同志，要求加强研究工作”的情况下，社联常委会决定召集各种研究班，其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在理论活动上获得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解，建立理论斗争的坚固堡垒，不仅要严格检查自己的认识，不容许有理论上的偏向，而且还要对于有倾向的理论进攻”；其二，盟员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对于本组的同志，应该随时把握具体的事实，给以理论上的训练。同时，对于其他小组的研究工作，还要在可能范围内予以指导。懂得多的讲解给懂得少的同志听，懂得少的应该去问懂得多的同志。盟员对盟员都是同志，要讲组织的友爱，互相教育，互相批评”(注：（社联）常委会《关于召集各种研究班的决议》（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6页。)。
为努力提高盟员的理论水平，社联常委会认为，首先应召集研究班。其包括政治研究班、经济研究班和哲学研究班，各研究班有各自的研究题目。以哲学研究班为例，应研究“一般意识形态。现代哲学——法西斯——新黑格尔——中国反对派的哲学根据。基本法则。哲学史”。社联常委会还打算召集列宁主义研究班、组织问题研究班和妇女问题研究班(注：（社联）常委会《关于召集各种研究班的决议》（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第66、67页。)。
（二）宣传能力建设
其一，建立社联出版部。社联在1933年5月前没有自己的出版部，在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上存在“极度的困难”。因而打算自同年5月起，在3个月内建立起出版部，公开营业，资本金2000元向社联内外募集，“对现有马列主义文献作一详细调查”并出版小丛书(注：《上海总会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检查与今后三个月的计划》（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1934年5月，社联编辑部制订了出版小丛书的具体计划，“分为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两部”，“基础理论”包括：唯物辩证法、历史的唯物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第三期、政治理论。“实际问题”包括：中国经济问题、中国农业问题与农民运动、今日之太平洋问题、白银问题、法西斯运动、苏联的建设。共12类。参见：杜生《编辑部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193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后来，该出版部成功建立，时间不晚于1934年6月(注：《出版部通告》（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8页。)。
其二，交流出版壁报、标语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壁报、标语等属于当时代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对此项工作，社联组织提出了明确而细致的要求。其指出：公开壁报“党派色彩不宜过度明显”，“编辑的方法到装潢一点也不可马虎了事，使人不〔都〕想去看”，秘密壁报“根据我们宣传的提纲与口号单进行，并且与当地实际情形联系起来”，壁报要贴在“惹人注目的地方”，贴好后“最好叫一个自己的人去用惊奇的眼光去读，以引人去看，并且观察看报的人的态度，再利用另一方式去宣传他组织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也是一种发展组织的方式，“贴在工厂附近和农村里的壁报，文字要通俗有趣，每句话都要合乎他们的要求”(注：《加紧标语壁报的工作》（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至于标语，一要注意内容，能吸引群众注目；二要注意地点，选择白天路过人多的地方；三要选择地方，抬头即可望见，同时字要大(注：L·P《写标语的一点经验》（1935年12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7页。)。1935年1月15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3期，刊出了社联盟员沈定华（署名“静”）《怎样建立壁报出版刊物》(注：静《怎样建立壁报出版刊物》（1935年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13页。)的长篇报告，对提高社联盟员的宣传能力具有直接指导价值。
其三，打入中间地带的刊物。这突出表现在社联后期上层人物的活动中，比如社联盟员艾思奇、柳湜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艾思奇、邓拓等在中间地带的刊物《中华月报》（国民党汪精卫派系出版的刊物）、《新中华》（中华书局主办）上公开发表文章。
（三）基层组织建设
社联前期的组织机构(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章》（1930年7月25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第251页。)如表1所示。社联后期，其组织机构发生变迁，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结构特点。从社联行政领导机构看，1932年二、三月间，社联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开除了社联首届主席邓初民的盟籍，从现有资料看，其后社联不再设主席一职。社联后期在行政上实行集体领导制度，设有常委会，其第六、七、八任党团成员如何通过兼任职能机构如社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来组成常委会，还有待研究。社联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盟，它们与上海社联的具体关系，也有待研究。
根据《社联盟报》提供的情况，从横向看，社联常委会下设的专门部有组织部、宣传部、财务部、研究部、编辑部、出版部以及工农教育委员会；从纵向看，社联在上海设有总会，下设沪东区（简称东区）、沪南区（简称南区）、沪西区（简称西区）和第一直属分会，社联各区由社联各区区委会领导，各区区委会设有书记一职。各区所属盟员一般编入第几小组或区第几分会，有时某几个小组合成区第几分会，这样社联小组或社联某区第几分会或零散未编入小组的盟员就成为社联的基层组织。
社联的基层组织是社联开展各项活动的组织依托，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通过间接宣传（出版壁报、书写标语、编办杂志等）或直接与民众交谈发展社联外围组织（如读书班、识字班、俱乐部、座谈会、兄弟团、姊妹团、同乡会等(注：（社联）常委会《常委会关于工农教育的决议》（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并在条件成熟时，将外围组织中的成员“提拔”为社联盟员；开会进行形势分析或理论研讨，形成坚决支持苏维埃、支持红军的立场和观点，努力撰写相关论文；推销社联出版的书籍报纸，缴纳盟费、募捐或特捐，“对财政要有积极的关心，对联盟要表示物资的忠实”(注：《财务部为募集出版基金告全体盟员同志》（1934年6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等等。社联组织并强调，需要研究“如何使组织德模克拉西化；如何提拔新干部；如何执行自我批判，克服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注：田静《为组织活动的合理化而斗争》（1934年5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不断加强社联基层组织建设，“小组里好比一个庞大的富裕的矿山，须要我们去开采。如采得法，可获得不少的比宝石更贵的产物”(注：李璘《给常委会一封公开的信》（1935年2-4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社联前期盟员规模：社联，1930年5月成立时共有盟员40余人，1933年5月之前为120余人；社研，1930年冬成员约有二三百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约为一千二三百人。1933年下半年社研并入社联时，两组织均已遭到较严重破坏。
社联后期盟员规模：社联沪东区，1934年6月，57人，10月，38人；社联沪南区，1934年3月初，36人，4月6日前，10人，5月，32人，7、8月间，19人；社联沪西区，1934年4月，24人，4月底，19人，6月，28人，12月底，37人；社联第一直属分会，1935年1月，10人。(注：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综合了该档案第二部分“社联各区分会的工作计划和报告”提供的盟员人数信息。参见：《社联盟报》，第117、121、123、150-151、104、107、114-115、118、123、136、150-151页。)
1934年6月19日，社联组织部提交的《组织部的自我批判》一文，对社联组织状况作了如下分析：“现在我们检查自己队伍的构成分子，得出百分比率如下：学生50%，职员35%，失业者10.5%，工人3%，作家0.5%，教授0.5%，兵士0.5%”(注：《组织部的自我批判》（1934年6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社联的外围团体有抗日会2个、读书会4个、研究会2个、儿童团1个、妇女会1个、工人班2个、补习学校1个，全部人数54人。该文并称，这个数字不及社联盟员人数的1/3，参照社联各区分会人数情况，可以推断，这个时间节点社联盟员人数约为200人。
（四）作风建设
作风建设最鲜明的特点有二。
其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无论是社联的专门部，还是社联在上海的四个分会（包括它所属的基层组织），其制定和完善工作计划、检查和总结工作计划完成情况是社联开展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我检讨，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峻形势下，进行自我检讨、不断改进工作，是社联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如1934年6月18日，社联研究部在《社联盟报》第17期上发表《研究部底自我批判与工作计划——为扩大强化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而斗争》一文，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的自我批评(注：《研究部底自我批判与工作计划——为扩大强化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而斗争》（1934年6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2页。)；同年6月，社联沪西区在《社联盟报》第17期上发表自我批评文章《沪西区四、五两月工作的检讨》(注：《沪西区四、五两月工作的检讨》（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21页。)，并且毫不客气。再如社联某盟员WS《给盟报编者的一封公开信》，一连指出《社联盟报》编者在编辑第15、16期盟报中的六个缺点，其中包括社联常委会公开信排版靠后，从而减少了盟员对它的注意力。此外，还批评社联盟报对“欧化、日本化的字句”不加改正等(注：WS《给盟报编者的一封公开信》（1934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8页。)。应该说，这些批评从现在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社联开展各项工作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这就决定了它将一以贯之地遵守社联纲领中“理论与行动的合一”的原则。社联盟员沈定华在《怎样建立壁报出版刊物》一文中提出：“我们的壁报或刊物，对于各种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及武断宣传，应成为一个有力的轻骑队。”(注：静《怎样建立壁报出版刊物》（1935年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从《社联盟报》看，这项原则在社联专门部和四个分会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但是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理论联系实际时注重实际是应当的，但是要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首先掌握好理论，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体而言，社联领导层在这方面的优良作风是值得借鉴的，社联基层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重视实际的偏差是能够理解的，这是与他们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四 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其结果是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2页。)
社联作为“革命文化团体”具备文化团体属性，但其根本宗旨是“革命”——以文化为手段、以工农大众为对象、以推进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旨归。社联的理论论争和实际斗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农村革命，客观上形成了农村武装斗争和中共白区工作包括左翼文化运动相互支撑的工作格局。毛泽东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充分肯定社联及其“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包括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注：史先民、任守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75-76页。)。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实践具有同国民党争夺青年的初始动机和客观效果，但也有其张力和限度。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其一，从客观上看，一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持续的剧烈的“围剿”，农村革命队伍和左翼文化队伍被分割在不同空间，相互间理论和实践难以结合。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毛泽东对文学和艺术部门的分析，也适用于当时处于同样环境的社联。而突破这一局限，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到延安后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完全结合就有了客观可能和现实需要。二是中共通过中央文委、经过社联党团领导社联，当第二次和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时，社联及其“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会出现偏差，包括如何正确认识社联盟员的阶级出身构成，如何正确处理进行理论论争与参加实际斗争的关系。
其二，从主观上看，一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社联组织常遭破坏，社联盟员流动性大，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盟员会转岗到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新增盟员中不少人由于文化层次和理论水平不高，在推进“马列主义的大众化”上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二是社联从其纲领和简章上制定了高标准严要求，但是社联盟员特别是新增盟员在立场、感情、话语等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其阶级出身即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工作对象狭窄，社联在组织上也存在“关门主义”倾向，“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上述局限性中，主观方面受制于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是主要的，主观方面是次要的。
社联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的历史局限性，党在延安时期率先实现突破。一方面，有了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引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同时提出，必须摒弃“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和“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是其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仅指引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且对指导中国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版，第522页。)。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不仅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方向，而且其内涵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注：孙力、陈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第76页。)。其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文章中，提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正确认识大众化的内涵，在立场、态度、感情、语言等方面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在一起，在普及工作的基础上做提高工作，经过干部教育群众、指导群众，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必须统一起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紧密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另一方面，从上海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绝大多数革命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主动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努力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原社联盟员朱镜我、潘梓年、杜国庠、王学文、沈志远、许涤新、何干之、柳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和运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素材(注：王海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研究（1919-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页。)，留下了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2009年11月12日，习近平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提出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9年11月12日），《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6日，第1版。)。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十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等不仅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奥秘所在，而且也深刻揭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从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理论和实践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为其指明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是党的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步骤，并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原始材料，注入不竭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由此，也就提出了理论武装新的任务。深入研究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历史，进一步探讨社联盟员的马克思主义观、社联盟员与“有机知识分子”等问题，对于取得对社联的“历史的理解”，对于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质，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推进理论武装工作，都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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